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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制造业招商引资刷新历史:这一次,上海将目光瞄向过去产业转出的区域——西部省市。
几天前,2023上海·川渝投资合作推介会在成都举行。活动现场签约12个项目,总签约额超52亿元。同时,投资上海·宝山川渝服务点、投资上海·金山川渝服务点也正式揭牌。
在媒体报道中,上海此举是“放下身段”,一改过去的“低调”招商,高举高打加入城市招商竞争,在全国产业经济版图搅起更大浪花。
也有人发出疑虑:作为全国制造业的领头羊,上海一直是川渝等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对象,这次角色转换,上海“调头”向西部招商,是否令当地面临产业“掐尖”风险?
今年以来,上海招商引资动作不断。
作为上海的传统优势项,外资频繁发力。2月开始,外资企业屡屡成为上海的“座上宾”,加码合作成为双方探讨的关键词;上海也主动出击,出台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新政,前往新加坡、泰国等多个城市上门招商,据此前安排,上海今年类似的海外招商活动数量将不少于100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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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向外资抛去橄榄枝是上海的“基本操作”,那么,上海还史无前例地奔赴多个内地城市,全方位“撒网”,尽可能扩大招商范围。
今年3月,上海来到北京举行投资合作推介会,收获9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,同期设立“投资上海·虹口北京服务点”和“投资上海·闵行北京服务点”。“首战告捷”后,第二站就开创性地选择了成都。这颠覆了不少人的认知——过去成都才是主动去上海“求合作”的一方。
这只是开始。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王东在接受采访时介绍,接下来,上海还会继续前往广州、深圳,以及长三角就近区域的中心城市招商,“2万亿GDP以上的城市,我们都愿意走一走,看一看”。
上海招商脚步加快,离不开对制造业发展的“急迫感”。
从招引的项目来看,北京、成都不少投资上海的企业来自制造业。在成都,200多家参会的重点企业主要聚集于生物医药、电子信息、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业。这些企业,均对应着上海对制造业的渴求。
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指出,上海制造业发展正面临一定压力。此前上海曾定下制造业占比不低于25%的目标,根据最新数据显示,上海已迫近该“红线”,“制造业占了大约25%”。去年深圳也反超上海,夺得国内制造业增加值第一的“宝座”。
据陈宪分析,“在制造业发展上,上海这么多年做了很多工作,但仅靠自己提升制造业占比,已经感到比较吃力。”
今年4月,上海印发《关于新时期强化投资促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措施》,明确围绕制造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,支持引进高端产业项目,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。
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。陈宪提到,眼下,全国城市都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,“有强链补链的问题,补短板也不可能全靠自己”。
此前,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殷凤等人研究指出,上海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明显,部分领域断链断供风险较大。在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等上海三大先导产业,均存在明显外国技术垄断或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代差。避免被动“脱钩”“断链”,上海不可避免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智力和各类资源,更快提升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。
上海的转身来得恰逢其时。
作为全国工业的“老大哥”,上海一直是国际先进要素资源的输入通道和交换窗口。过去数十年间,上海一面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,同时通过产业梯度转移,其与其他东南沿海城市一道,带动了全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。作为承接方的西部地区,与东部自然分属不同的发展时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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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来越多人发现,当下的地区产业层级,不再完全依照地理梯度循次排列。如华略智库CEO、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陈昌智此前撰文提到,由于主流大类产业赛道足够广,每个地区在发展同一个产业时,开始出现后来居上的机会。
业内的共识是,上海吸引制造业,绝不是“胡子眉毛一把抓”,而应该“掐尖”,聚焦先进制造业层面。当上海重新面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,不同领域的拔尖企业已然在各地诞生、成长。
比如,从工信部发布的前七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(产品)的省份分布来看,上海拥有的企业(产品)数量仅位于全国第9,湖南、河南等中部省份已然居上。再看城市分布,上海以38家居于第4,远低于排名第一的宁波(83家),拥有25家、位居第10的长沙亦距其不远。
即便面对深处西部的成都、重庆等城市,上海也没了压倒性的产业优势。陈宪提到软件产业,“在成都发展得不错”,但在上海“始终不算很好”。
这样的西部城市,正是上海招商引资的目标。
此次签约的四川安高特电固态电池有限公司,主要产品是大容量高安全凝胶固态锂电池。其所在的新型储能行业,上海正在加码推进——此前落地上海的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,刚将产业发展推向高潮。
而上海的前来,还将加速西部城市的角色转变。一方面,如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主任、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接受采访时指出,上海“逆行”招商是对川渝制造业发展的认可,也会给四川带来启示,进一步做好企业培育工作,为成长型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。
另一方面,上海的“掐尖”,换个角度说也是西部城市迎接的新一轮营商环境“贴身战”。在陈宪看来,近年来,包括成都在内的城市营商环境正在改善,其他城市政府到家门口招商,不过是搭建一个平台,企业流动更多还是市场选择,在市场力量作用下,资源将实现更优化配置。
也有人担心,面对这场由上海主动发起的“争夺”,曾经作为产业承接方的西部城市,是否会难以“招架”?
陈宪指出,现阶段,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已异于从前。一个新的情况是,原材料的重要性减弱,而人的重要性则增强。以更低生活成本、宜居环境为人所知的成都,正积累起新的优势。秉持“什么地方有人,到什么地方去”这一新理念的企业,就有可能被成都所吸引。
而传统观念中西部的“成本洼地”优势,也不一定奏效。
上海统计局曾发布一组数据,2016年,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收入中成本为79.9元,令人意外的是,该数字比全国水平低5.6元。当时有媒体调研发现,发达的金融行业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,而科技创新也会带来供应链成本的大幅下降,这些都是上海的优势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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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西部城市看到优劣势的更替,甚至不惜主动引导优势企业前往沿海发达城市,以享受当地的金融、科创资源优势。
近几年,成都多个区在广州、深圳等城市探索设立一种“反向飞地”。他们在发达城市搭建创新研发中心、科创企业孵化器,借力当地各种要素环境“加持”,加速企业孵化成长,最终,这些成长起来的企业通过“返乡”打造制造园区、甚至总部回迁,实现对飞出地产业的反哺。
上海此番招商,也不失为对“反向飞地”的一种“拥抱”。那些在西部城市培育的企业,在上海的产业发展氛围熏陶下得以快速成长,最终也可能带动西部城市产业发展。
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下,这一步颇为巧妙。
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、教授李猛等人曾撰文指出,通过创新飞地管理体制,将推动经济功能区与行政功能区从分离重新走向统一,就如“拼图”游戏一般,将相邻的碎片拼接起来,才能拼成统一、完整的图景。
而在陈宪看来,随着上海招商的推开,还可能有更多地区合作的模式不断“冒出来”,这可能只是多种模式的一种。而要在何种范围内、搭建何种联盟、建立何种平台,都需要在具体的“强链补链”实践中摸索。
但无论如何,他强调,关键要用市场化的方式因势利导,而非政府用税收等优惠措施“拉郎配”。这样一来,随着资源更有效的配置,比起实力失衡下的“独美”,两方很有可能迎来合作的“双赢”局面。
每日经济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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